高楼流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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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杯搁在接待台边上，盖子没扣，茶叶贴着杯壁浮着，已经泡得发黄。周建民把那张劳动仲裁受理回执压在手掌底下，拇指来回蹭着边角。申请人姓名那一栏贴了张白色隐私贴，贴得不算正，右下角翘起来一点，能看见下面半个笔画。
对面的女民警翻着登记簿，没抬头：“你说这回执是你在银行那边捡到的？”
“不是捡的。”周建民停了一下，“有人塞我信箱里。我早上开门，跟水电单夹一块儿。那人怎么知道我住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“信封呢？”
“扔了。就是个普通牛皮纸信封，没写字，湿了点。我哪晓得里面是这个。”他说着把手拿开，又很快按回去，“这个名字，你们能不能看出来？”
女民警抬眼看了看贴纸，没有去揭。“受理回执上的个人信息，我们不能随便给你确认。你和申请人什么关系？”
“以前一个单位的。也算认识吧，不是很熟。”周建民端起纸杯，杯沿碰到嘴唇，没喝，又放下，“她要仲裁，仲裁什么？工资？还是那个……解除合同？”
旁边坐着的辅警把笔帽按得咔一声响：“周先生，你今天来是报收到不明材料，还是问劳动纠纷？”
“我没纠纷。”周建民说，“我现在就想弄清楚，谁把东西放我信箱。他们老拿这种东西来找我，我怎么上班？我在银行大厅做保安，领导看见了也要问的。”
女民警把回执推回去，纸杯里的茶晃出一圈浅褐色水痕。“材料你先带走，信箱附近有没有监控，你把具体地址留一下。还有，别自己去找申请人。你要是担心单位里有人拿这个说事，可以让单位按程序联系劳动仲裁那边。”
周建民没马上收。他盯着贴纸翘起的角，过了几秒，才把回执对折，塞进夹克内袋。茶还是那杯茶，摆在原处，没人动。
女民警没再把回执收回去，从桌角一叠材料里抽出一张打印纸，压在纸杯旁边。纸是银行流水，边上有折痕，几笔转账被荧光笔划过。
“这个也是放在信箱里的？”她问。
周建民看了一眼，手没碰。“什么东西。”
“你工资卡尾号四一六二，七月十二号上午九点十七分开始，分三笔转到一个账户。申请仲裁是十点二十三分。”女民警说，“收款人叫周小琴，跟你什么关系？”
辅警把电脑屏幕转过去一点，屏幕上是材料照片，日期和金额都拍得很清楚。
周建民喉结动了一下。“我姐。”
“你刚才说，上班受影响，领导会问。”女民警看着他，“那这几笔钱呢？”
“家里的钱，转给我姐怎么了？”他声音高了些，又马上压下来，“我妈住院，她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总要用钱。这个跟仲裁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材料上写，申请人认为你在仲裁前转移工资收入，影响执行。”女民警说，“是不是事实，不是我们在这里定。我们现在只问，东西是谁放的，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找过你。”
周建民把那张纸拿起来，指头捏住下边，纸轻轻抖了一下。他看见收款账户后四位，没说话。
“周小琴知道你在银行做保安？”辅警问。
“她知道什么。”周建民把流水拍回桌上，杯里的茶溅出几滴，落在金额那一栏。“她就在老宿舍楼那边，天天围着我妈转。她跟那个姓许的女的又不认识。”
女民警说：“你确定？”
“我怎么知道她们认不认识。”周建民靠回椅背，夹克拉链卡在胸口，“我就是转个钱。现在人家拿着这个说我，我还不能报个警了？”
没人接话。辅警抽了两张纸巾，放到茶杯边上。周建民低头擦桌面，擦了两下，纸巾洇成褐色，没再擦下去。
女民警把接待台的显示器转过来一点。屏幕上是个文件夹截图，黑底白字，目录名后面带着一串乱码。下面两行能看清：`资产转移协议扫描件`，还有一条删除记录，时间是下午三点十七分。
周建民手上的纸巾停住了。
“这个哪来的？”他问。
“你先看时间。”女民警说。
辅警把流水单往前推，手指压在转账时间上。三点十七分零四秒。周建民看了几秒，抬头说：“电脑上的东西，谁弄上去都行。跟我有什么关系。”
“优盘登记在周小琴名下。”女民警说，“她说前天在你母亲房间抽屉里找到的，没插开，直接交过来。我们这边只做了目录提取。”
“她又去翻我妈东西了？”周建民声音抬了一点，椅子腿在地上蹭出一声，“她凭什么翻？那是我妈的房间。”
“你妈的房子，现在谁在住？”
“这跟——”
“谁在住？”
周建民把嘴闭了一下，拿起茶杯，杯底已经凉了。他喝了一口，皱着眉放回去：“我妈住。周小琴偶尔过去。她要是拿这个来吓我，让她自己来，说清楚。”
女民警点开截图下一页。协议第一页右下角有两个签名，印得不太清，旁边是手写日期。周建民没去看签名，视线落在一行小字上，停得很久。
“这不是真的。”他说。
辅警问：“哪儿不真？”
“字不是真的，协议也不是真的。她们拿扫描件能说明什么？我没见过。”
“许女士的代理人下午来过电话。”女民警说，“说仲裁材料里已经有同一份复印件。你这笔钱转出去以后，原来那张卡里的余额基本没有了。”
周建民笑了一下，没笑出来：“我的工资，我爱怎么用怎么用。买药，交护工费，家里一堆账。你们现在是替她查账？”
“不是。”女民警把屏幕转回去，“我们查的是，有没有人利用你母亲的东西，留存、传递这些材料。”
周建民盯着茶杯边那圈水渍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周小琴是不是跟你们说，我把我妈的房子也卖了？”
“她没这么说。”
“她早晚会说。”他把那张湿纸巾揉成一团，攥在手里，“她就盼着我出事。房子、钱、我妈的病，她哪样不惦记。”
女民警没接他这句。接待台上那本登记簿摊着，几张回执单压在塑料封皮下面，有一角被空调风吹起来，又落回去。
辅警把刚才那只纸杯往里挪了挪。茶已经不冒气了，杯口沾着一点褐色的叶末。
“周小琴现在在哪儿？”周建民问。
“这个不方便说。”
“她肯定在外头吧。”他抬头往玻璃门那边看了一眼。门禁灯一下一下闪，绿光打在隔离栏的金属管上，“你们把她叫来，我跟她说两句。就两句。”
女民警翻了一页记录，笔尖停着：“你有什么要说的，可以写下来，或者现在说，我们记。”
“我跟你们说有什么用。”周建民把手里的纸团放到台面上，没放稳，滚到登记簿边上。他伸手去够，隔离栏横在前面，手停了一下，还是收了回来。
辅警说：“周先生，先把声音放低一点。”
“我声音高吗？”他侧过脸，“这地方谁声音不高。人一进来就得解释，解释半天，还不知道你们记成什么样。”
旁边窗口有人拿着身份证等着，听见动静，往这边看了一眼，又低头填表。叫号机响了一声，电子女声念了个号码，前台的工作人员起身去取文件。
女民警把一张空白纸和一支黑笔从栏杆下方推过去：“你刚才说买药、护工费。哪些药，哪家护工机构，写个大概。”
周建民没拿笔。
“我哪记得那么清楚。”
“想起来多少写多少。”
他盯着那支笔，过了一会儿，把纸杯端起来喝了一口。茶凉透了，他皱了皱眉，杯子放回原处，杯底在台面上留下一圈新的水印。